又如邵晋涵《尔雅正义》兼采舍人、刘歆、樊光、李巡、孙炎诸家旧注，胡培翚《仪礼正义》稽考《白虎通》《五经异义》《通典》所载汉儒论说，陈立《公羊义疏》广征董仲舒以下汉儒《公羊》家言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详载郑玄佚注，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攟拾《五经异义》所引古《周礼》说以及贾逵、马融诸家旧诂。

《诗经·卫风·淇澳》中说:瞻彼淇澳，菉竹猗猗。……人诚知止，即有定论，静安虑得，乃必然之势，非可强致之也。

岂曰尽取事物屏而去之耶？岂曰去物而就无物耶？有去有取，犹未离乎物也（第8册）。而《大学》太分裂，曰此‘道学也，此‘自修也，此‘恂慄也，此‘威仪也，取吾一贯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，殊为害道。物格则吾心自莹，尘去则鉴自明，滓去则水自清矣。在杨简看来，《大学》所言道学自修恂慄威仪等也分裂了一贯之心，于大道有害。《易传·系辞上》说圣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吉凶与民同患，在杨简看来，此洗心之说与《大学》正心说同病，都不是孔子的话，他说‘清心、‘洗心、‘正心之说行，则为揠苗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（第7册）。

程、朱对格物非常重视，程颐解释格物说，格，至也，言穷至物理也。这也是把格物看作基础与起始的工夫。在诠释过程中完全依附于注文，自然无法超越注文的历史视域，即使在语义逻辑上实现自洽，或者实现消弭纷歧的目的，只能铸成一个比较封闭狭窄的诠释体系。

后来宋人编撰四经之疏，亦沿袭这种处理原则，由此形成义疏之作的体例规范。当然还有个别新疏仍曲护注文，尽心于一家之学，但突破疏不破注无疑是新疏的主流，也最能体现新疏的特色。张素卿先生《清代汉学与〈左传〉学——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》及《清代新疏在经学史上的意义》，揭示新疏是在乾嘉汉学典范主导下产生的代表性经解，较为完备地论述了新疏的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。推发赵氏之意，指明其句中训诂，自尔文从字顺，条畅明显矣。

三、勿拘疏不破注之例：清人新疏的诠释体例和解经原则唐代孔颖达、贾公彦等人纂修诸经疏，皆以六朝及隋人义疏为蓝本，在编撰改定时大致遵循一定原则，即：专主一家之注，正面疏通为主，不可驳斥注文。邵晋涵以博洽多闻见称，入四库馆担任编纂，史部提要多出其手，交游皆为名儒宿学。

如究心文字训诂，重视版本校勘，详考名物制度，论说征实可信。《尚书》则因古文及孔传之伪已成定谳，江声顺势而为，删剔伪古文及孔传，搜集汉儒残注逸说，仿效《周易述》的体式，重新注释今文二十九篇，并依己意为之疏解。10 （清）孙诒让：《刘恭甫墓表》，《籀庼述林》卷九，第295页。阮元倡言重撰《周礼》《仪礼》新疏，就主张勿拘疏不破注之例，博考而详辨之，认为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，难决从违。

至清代经史考证之学兴起，演变形成以汉学为标帜的思潮，学者们基于汉犹近古，去圣未远的观念【31】，形成诂训必依汉儒的认识【32】，对朝夕研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滋生不满，首先就其注文发出质疑之声。如梁氏云：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，其最有功于经学者，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。如乾隆间朱筠对邵晋涵说：经训之荒久矣，《雅》疏尤芜陋不治，以君之奥博，宜与郭景纯氏先后发明，庶几嘉惠后学。56 （清）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186页。

【47】其书虽兼综博采，有意突破郭注藩篱，但整体立场仍偏墨守，未能充分匡正郭注阙失，因此招致后来学者的批评。如《礼记正义》本于皇侃《礼记义疏》，而皇氏不尽从郑，《礼记正义序》讥其既遵郑氏，乃时乖郑义，此是木落不归其本，狐死不首其丘。

【34】当此之时，很多学者竞相从事辑佚，裒集汉儒旧注的成绩粲然可观，依据旧注重新撰疏的门径由此开启，从《周易》《尚书》发端，渐次及于其他各经。由于各经内容有别，渊源各异，新疏的体式呈现多元形态，但在尊崇古义的层面殊途同归，接续汉代经学传统是其共同趋向。

【36】分类的关键在于注文，其中第一类仍沿用一家之注，后两类则摒弃晚出之注，选择更早的古注古义。李道平承惠栋之绪，疏解唐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，以郑玄、虞翻、荀爽诸家为宗，意在表彰汉儒象数之学。《孟子正义》对后来的新疏影响深远，在诠释体例、解经方法上都有示范效应，在清人新疏中具有典范意义。6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9页。自先秦至清代，历经多个发展阶段，学术风气屡有变迁，诠释范式也有转移。清人新疏都是学者的私人著述，有别于唐宋旧疏的官修色彩。

刘文淇彻底抛弃杜预《集解》，先取汉儒贾逵、服虔、郑玄之注，次及《五经异义》《说文》《五行志》等所载先儒旧说，以此作为注文而疏通证明。最典型者为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，由刘文淇发凡起例，在其生前长编已具，而《疏证》仅写定一卷，其子毓崧、孙寿曾、曾孙师培相继赓续，稿至襄公五年而止，最终仍未全部完稿。

廖平著《穀梁古义疏》，以为范氏《集解》不守旧训，今志在复明汉学，故专以旧说为主，其书注以《王制》为主，参以西汉先师旧说，从班氏为断。61 杜泽逊：《〈匡谬正俗平议〉序》，刘晓东：《匡谬正俗平议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16年，第3页。

【39】第二类包括五部新疏，都是辑录汉儒旧注。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和纲领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之下，应当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来重建学术话语体系，而经学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文化资源。

自惠栋而下，作者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，以家族、地域、师承、交游为纽带，构成一个先后相承、错综交织的学者群体网络。朱筠敦崇实学，提倡《说文》，建言开四库全书馆，当世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。13 （清）陈立：《句溪杂著》卷六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2册，第412页。经学具有述而不作的特点，经书的诠释传统源远流长。

第一类包括八部新疏，继续沿用旧疏之注。当然新疏并非尽善尽美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。

结语除了《礼记》，十三经中其余各经皆有新疏，民国时期属意于《礼记》新疏者颇有其人。而在第二类中，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兼疏今古，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广蒐旧注，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并存三家，各就所辑古注进行疏解，疏与注的矛盾也没有凸显。

19 （清）邵晋涵：《尔雅正义》，第1080、1084、1086页。44 （清）惠士奇：《礼说》卷九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1册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558页。

新疏衡量取舍注文则有重要标准，这就是时代之早晚以及古义之存亡，其中隐含的逻辑，是以汉儒去古未远，师法家法渊源有自，故其训诂切近经文本旨。根据义疏之作的体式特点，应当是通释经文和注文，疏解经注的训诂字义，阐发经注的内在意蕴。这两类新疏对旧疏体例的突破，主要体现在兼综博采，不再专守一家之说。从诠释体例来看，清人诸经新疏最显著的特色，就是对疏不破注的突破和超越。

22 （清）阮元：《惠半农先生礼说序》，《揅经室集》一集卷一一，第239-240页。34 （清）段玉裁：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49-250页。

【53】自焦循之后，如胡培翚、刘宝楠、孙诒让诸家新疏，皆能突破疏不破注之例，在其自序或凡例中都有明确表述。【28】还有董增龄为韦昭《国语解》作疏，撰成《国语正义》。

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撰著新疏的举动，无疑具有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，肯定会推动和助长这种学术风气。刘宝楠、陈立皆撰著成书，刘文淇也有未完之稿。